【鳴家】張涌：為鄉愁，架一座致遠橋
2020-05-31 07:00:00 聽新聞
涪陵馬武，一個座落在800米山脊上的山區小鎮。
馬武很陽剛。來自南陽的東漢中興名將馬武領兵在此駐扎屯田。他橫刀立馬，耀武揚威，矯健的身姿成為2000年后馬武場的人文地標。
馬武很斯文。一個人口不過4萬、距離涪陵城20多公里的鄉場，有馬武將軍陳列館、農耕博物館，還有與下里巴人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古今散文陳列館。
馬武多石橋，石拱橋、石柱橋、石墩橋、石板橋，宋代的、明代的、清代的、民國的，不一而足。閱盡800年滄海桑田的碑記橋摘取了重慶現存最古老的、最大石拱橋的桂冠。風姿綽約的廣慈橋自明代崇禎年間以來即安臥小溪上，靜看逝者如斯。有點年頭有點“姿色”的還有平灘橋、通濟橋、象鼻橋、清水橋......一座石橋是一首抒情小詩，一座石橋是一個記憶符號。能夠望山見水的小石橋、曾經“走過、玩過、釣過、悲過、喜過”的小石橋勾起了一個馬武地方官員的鄉愁。
是的，這是一個叫何龍飛的官員、馬武鎮黨委宣傳委員，一個有擔當有情調的鐘愛文學的官員。今天的中國官場，很多曾經有才情有文彩的官員，走上仕途，便畏于文途。可喜的是，在馬武，像何龍飛那樣不畏文途的、有情懷有鄉愁的官員很多。正是在他們的推動下，馬武第一個在鄉鎮創建了全國散文創作基地。馬武本鎮的文聯、作協等文化機構早已成立，鎮黨委書記、鎮長、人大主任等都擔任著顧問或實際職務。韓愈有詩曰：“文人得其職，文道當大行。”信哉斯言！文道既張，從者蔚然。從鎮領導到普通干部，不少人在工作之余躬耕文苑，寫馬武、寫涪陵、寫行走天下的見聞和感悟。何龍飛筆下的故鄉小橋很溫婉，徐穎玲筆下的色達很神秘。他們坦然無畏、恣意抒寫。有意無意間，他們與古代讀書人“以文化人”的傳統一脈相承。
古代不乏“采菊東籬下”的高隱之士，但更有亦仕亦文的粉本。流傳至今的鉅制佳篇，其實很多都出自官員之手。詩文可能使他們罹禍，但更給中國文化以瑰麗色彩。為官之余，筆耕不輟，文以載道，以文化人，這正是他們“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圣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”的擔當。既為天地立心，何畏之有？
果然有，那當是另一種畏懼。這一點，我相信涪陵人最有會心。我記得涪陵長江北岸、北巖書院旁邊，有宋代易學家、理學家程頤弟子尹焞讀書的三畏齋。“三畏”語出《論語·季氏》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、畏大人、畏圣人之言。”這是孔夫子之畏，是讀書人的敬畏。可是當下一些行走仕途者流，他們所畏，乃是猥瑣，是患得患失。猥瑣畏懼葬送了幾多真情和美文，也葬送了文化擔當。而這種擔當，是當今中國農村所迫切需要的。農村在發展，農民要文化，僅有糧食是不夠的。這讓我想起了詩人王海桑的一句話：沒有糧食，我不能活；沒有詩歌，我不愿活。
馬武雖然是小鄉鎮，但經濟實力已經不可小覷，去年GDP達到12.8億，躋身涪陵區前十位。老百姓不愁糧食了，解決溫飽了。他們幸福感似乎已經寫在3月梨花節的踏歌聲中，寫在7月采果節的秧歌舞上。但毋庸諱言，它和大多數中國農村甚至城鎮一樣，還不乏空虛、浮躁、淺薄甚至戾氣；還面臨發展后的“王石命題”：讓靈魂跟上腳步。而要破解此題，唯有崇文致遠；唯有在心中，架一座致遠橋。
巧合的是，馬武外壩村就有一座修建于清光緒年間的致遠橋。據說這座百余年歷史的小橋取自人名。我的思緒卻又作了時空的穿越。我記得程頤被貶涪陵，身窮而道通。謫遷戎州安置的黃庭堅得知程頤在北巖講學注《易》，于是前往拜會。兩個文化巨擘把酒臨江，談詩文，涉易理，道世風，話滄桑。臨行前，黃庭堅取《易》中“鉤深致遠”句，為程頤講學注《易》處題寫匾名“鉤深堂”。
“鉤深致遠”，我不知道這是冥冥中的暗示，還是人文傳燈在馬武的接續。我們不一定、也一定不可能像伊川先生和山谷道人那樣學術、那樣廣博精深，但我們應當站在致遠橋上，回望先賢，從心靈上寧靜致遠，向美麗鄉村漸行漸近。
我們的鄉村本是寧靜的、醇厚的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傳統文化的根基源自鄉村，幾千年的文脈傳遞在鄉村。這其間，作為傳統文化脊梁的鄉紳功不可沒。然而時移世易，鄉紳寂滅，鄉村和傳統文化之間出現了斷橋。不但如此，前些年，那個畸形口號“文化搭臺、經濟唱戲”暢行天下時，文化更成了可有可無的花瓶，成了曖昧尷尬的小三。
今天的馬武所為，乃是回歸人文正途：經濟搭橋，文化唱戲；乃是在人們的心靈間、在古今間、在鄉村間架起了一座文化的致遠橋。馬武古今散文館序言說得好：“在鄉村開一扇窗，點一盞燈；以文化人，以詩壯魂。”
那么，開窗點燈的人呢？當然是新鄉賢，是像何龍飛這樣的新鄉賢。當新鄉賢從少到多、從擔當的官員延展到有德望的村民、從有識見的教師延展到有操守的商人的時候，當新鄉賢們接過“耕讀傳家久、詩書濟世長”的人文傳燈的時候，我們何愁文脈不繼，何慮鄉愁湮滅，何懼鄉村不美？
圖片來源：視覺中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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